“甩鍋”救不了“美國夢”

　　近年來，美國面臨越來越廣泛深刻的挑戰(zhàn)和危機。在一些美國政客口中，中國似乎是美國所有問題的“罪魁禍首”。實際上，美國所有的問題，根本上都源于其社會性質、制度設計和霸權體系的深層矛盾，怪不得別人。但是，美國政客為何如此習慣于“甩鍋”？其實這在美國的制度、政治文化和心理機制中有著深刻的淵源。

　　　一、有限責任之必然

　　美國政治制度設計的基本精神，可以用“有限責任”來概括。美國建國前，英國在北美的13個殖民地在性質上可分為三類：封建領地性質的業(yè)主殖民地、殖民公司性質的公司殖民地、合股契約性質的自治殖民地，它們的共同特征均為私權“法人”實體。因而，在制度精神上也類似于公司，即主要功能在于股東投資的增值回報。美國建立聯(lián)邦后，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這樣一種精神，其制度精神就是為了實現(xiàn)資本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并且回避政治責任。在其制度設計和演進過程中，處處體現(xiàn)著有限權力和有限責任原則。

　　首先，美國采取聯(lián)邦制，意味著中央權力是由州授予的，是被明確“列舉”出來的有限權力。雖然200多年來，聯(lián)邦政府致力于權力擴張，但是迄今中央權力依然有限。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之初，美國總統(tǒng)聲稱要封州時，州長則聲稱這是在對州權“宣戰(zhàn)”。其次，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的所謂“三權分立”將各級政府權力分成不同的分支，初衷是確保權力的有限，而立法權內部同樣還要再分為參眾兩院。三權之中，司法權突破美國憲法中的模糊地位，獲取了憲政審查的權威，對立法權和行政權形成不可忽視的制約。此外還有各種相互嵌套的“否決”機制，使得政府權力有限、行為低效、內部掣肘。正如立憲者之一、美國第四任總統(tǒng)麥迪遜所說，憲法就是要設計得無比復雜，讓后人難以改變，讓人民無法染指。

　　除了憲法制度外，其他方面的制度發(fā)展也遵循同樣邏輯。首先，兩黨政治逐漸成形，相互掣肘，遂成今日黨爭之患。其次，行政官僚系統(tǒng)被限定在非政治性的“工具人”地位，無法染指核心政治權力。最后，私人銀行集團興起，壟斷了美國的貨幣權力，通過美聯(lián)儲來行使“金融資本限制國家權力”的功能。

　　這些制度設計，使得政府處于一種有限責任狀態(tài)。聯(lián)邦制及其主權分層結構極大地免除了聯(lián)邦政府的治理責任。例如全美沒有統(tǒng)一的警察、消防和學區(qū)系統(tǒng)，因而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聯(lián)邦政府有合理的借口不予行動。美國崇尚的法治原則，如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說，讓一切政治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免除了政府本應承擔的政治責任，而且讓有錢雇傭律師的人占據(jù)天然優(yōu)勢。代議制就是財產權的代言人，讓經濟權力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對于沒有財產的人，政府自然不承擔責任。三權分立最大的效用也是讓責任無處可尋。英國哲學家密爾曾說，當任何人都不知道誰應負責的時候，就等于誰都不負責。

　　美國不存在單一的政府，也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分支機構會積極承擔責任。美國前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就曾經嚴厲批評這種有限責任狀態(tài)，他認為憲法對政府的每一項功能都委以一小部分職責，使其容易推脫責任，“目前實行的權力分散且責任不清的做法，是（美國）聯(lián)邦制度的根本缺陷”。

　　在這樣一套有限責任制度原則之下，美國政府顯然沒有解決國家發(fā)展和人民利益問題的真正動力，一切都是為了資本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遇到問題，開啟“甩鍋”模式自然是政客們的第一選擇。

　　　二、選舉政治之怪圈

　　美國的政治文化來源于歐洲小規(guī)模國家的傳統(tǒng)。英國學者芬納提出過一個“廣場型政治”的概念，在小規(guī)模國家中，往往會采取廣場議政的制度。但是廣場式政體在國家變大后就無法持續(xù)，因為國家規(guī)模的擴張必然帶來對某種代表制的要求。美國建國之際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于是建立了現(xiàn)代代議制政體。代議制之下，產生了現(xiàn)代選舉政治這樣一種授權政治。

　　在廣場型政治的傳統(tǒng)下，擅長“巧言令色”者才能獲得選票而上臺。當然僅靠“巧言令色”往往還不夠，還要輔之以對對手的攻擊。在美國政治詞匯中，專有“甩泥巴”一詞來形容此現(xiàn)象。勝利者一旦上臺即失去了所謂民主的約束，無能甚至瀆職的后果無非是下次敗選而已，但可能不久后隨著人們的記憶淡去還可再次上臺。即便是嚴重犯罪，也無非是遭到彈劾。早在19世紀初，托克維爾就注意到美國奇特的彈劾制度，其實就是有限責任制度之下，對民選官員責任的豁免。

　　選舉這種形式也決定了政黨在其中爭論的不是是非優(yōu)劣，而是輸贏。選舉中的失敗者為了打擊對手而無所不用其極，在立法和政策問題上黨派劃線、為反而反、大搞“否決政治”，全然不顧人民與社會之公益。選舉還會進一步加劇黨爭，兩黨候選人為迎合選票而隨意承諾、提出不負責任的極端政策倡議，會故意放大分裂性議題或者身份差別，等等。這不僅會激化社會中已經存在的矛盾，還會在原本沒有沖突的地方刻意制造沖突。

　　選舉政治還引入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變量——媒體。自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選舉越來越依賴大眾傳媒，使選舉活動更加類似于娛樂圈中的“選秀”，鼓勵政客發(fā)表極端言論、提出極端政策。隨著網(wǎng)絡媒體和自媒體的興起，信息的“繭房效應”更加突出，選民傾向于單一新聞來源，算法又會基于大數(shù)據(jù)分析而定向分發(fā)同質信息。這個過程會不斷加劇選民極化和政黨極化，使政客們熱衷逞口舌之利而不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

　　三、巨嬰文化之本能

　　歷史地看，在美國崛起過程中，這個年輕的國家也曾經生機勃勃。為何變成今天這樣多疑、愛抱怨、愛“甩鍋”？這與美國文化的巨嬰化有關系。

　　巨嬰文化有兩大來源。其一，缺乏歷史的錘煉和積淀。一個民族必要經歷諸多挑戰(zhàn)和磨難才能積淀下成熟醇厚的精神。由于沒有經歷過真正嚴峻的考驗，美國的精神和文化長期停留于童年期。美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安全的地緣條件，未曾經歷過生死存亡之苦。這樣一個國家一路“逆襲”，就像一個持有致命武器的“嬰兒”，具有破壞的力量卻缺乏自制的能力。從未接受過“挫折教育”的美國巨嬰，一旦遭遇霸權衰落的危機，便極易產生怨天尤人的“甩鍋”心理。

　　其二，美國精神的分裂。二戰(zhàn)后，在美蘇冷戰(zhàn)和國內人民抗爭的壓力下，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了一個平等意識上升的進步時期，種族、性別和其他方面弱勢群體的權利有所提升。但是在統(tǒng)治階級的操控下，這場運動很快便不再關注真正的剝削壓迫，轉而將注意力集中于多元文化和身份政治，炒作種族、性別、環(huán)境、墮胎、性取向及各種少數(shù)群體權利來制造“政治正確”，引發(fā)社會分裂。這場運動引起了右翼保守派的反擊，他們祭起宗教保守主義、要求回歸白人價值，形成了一場從上世紀80年代延綿至今的“文化戰(zhàn)爭”。這場文化戰(zhàn)爭使美國進一步社會撕裂、文化解體和政治極化。左右兩派的精神都被狂熱教條所裹挾，不愿意正視自身問題。此時，最簡單、最廉價的方法就是尋找外部敵人，“甩鍋”也就成了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方便法門。

　　今天，美國的制度、政治文化和社會心理都是積弊已深，矛盾正在全面爆發(fā)，需要一場巨大的改革。對于美國是否有能力、有勇氣改弦更張，國際社會都抱著高度的疑慮。但我們還是要真誠地建議美國各界精英：今天美國人要做的是認清自身的問題根源，放棄霸權主義的春秋大夢，丟掉轉嫁矛盾的幻想，與世界和解，與中國合作，共同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作者：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來源：《 人民日報 》（ 2022年01月17日   第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