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天星斗

　　“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灣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边@首詩是1985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所作。詩中的“玫瑰”“龍”各指代什么？其實際所要表達的含義是什么？和張家口有怎樣不可分割的聯系？

　　新石器中晚期（距今7500年—4000年），遍地開花的遺址在張家口大地上如滿天星斗。曾經在這里生活的史前先民，“朋友圈”究竟有多熱鬧？他們和來自哪里的“朋友”進行深入的文化交流？

　　本期，記者將“以河為界”，帶您回看整個張家口新石器時代的時空、文化分布，為您解讀并蒂開花的南北文化、次第閃耀的多元文化。正是這些跨越了數千年的文化交流融合，才成就了今天文化有如“萬花筒”般絢爛的張家口。

滿天星斗

　　上期，一件出土自賈家營遺址的陶鬲引出了“鼎鬲文化”之說，那么，“鬲”的源頭在哪里？

　　追尋“鬲”的足跡

蔚縣出土的廟底溝文化彩陶盆

　　1984年，在宣化賈家營遺址，考古人員拼合出了一只胖胖的“三袋足”陶器，它就是被考古學界視若新石器晚期標準器的陶鬲，在張家口的歷史上，有沒有比它更早、分量更重的陶器呢？

　　新中國成立后，張家口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在河北省的考古記錄上還是一個空白點。1958年6月，省文物工作隊開始在張家口進行全面調查，他們在尚義、蔚縣、涿鹿、崇禮、赤城等9個縣區(qū)共調查了14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現張家口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不但分布廣泛，而且文化性質和年代復雜，有的像仰韶文化，有的像龍山文化，有的哪種文化都不像。因此，工作隊在1959年刊發(fā)的考古報告中寫道：“我們可以認為這些遺址都不會是單一文化堆積，這個問題，還可以進一步研究?！?/p>

　　1979年，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作為“探源中華文明”的突破口，他將視線聚焦在蔚縣。

　　此后4年里，吉林大學考古系與河北省考古工作隊在蔚縣壺流河流域開展田野調查和發(fā)掘工作，調查面積數百平方千米，發(fā)掘面積數千平方米，發(fā)現了眾多的遺址，年代上至新石器中晚期下到西周時期，出土了豐富的各種遺跡和遺物，首次為河北北部先秦考古年代序列樹起了一把標尺。

　　1979年，蔚縣三關遺址在一座房屋里出土了一件陶鬲，這是張家口第一次見到完整的鬲。關于鬲的起源，有一種假說，認為鬲是從斝發(fā)展而來，人類最早的炊具是陶罐，之后隨著人類對火使用的認知，又在陶罐下面安了三個空足，使罐放置平穩(wěn)，之后又把三個空足做大，以加大著火面積，于是出現了鬲。斝在甲骨文里是一件陶罐下面加了三個空足。鬲，在金文的字形上比斝空足更大，兩個都是象形字，和實物外形完全一致。說鬲是從斝發(fā)展而來似乎有些道理。

　　我們可以判斷鬲的發(fā)源地就在張家口嗎？還真不能！因為，鬲的真正發(fā)源地在晉中，今山西汾陽一帶。那么它又是怎么出現在張家口一帶的呢？

　　探究“通道”的價值

崇禮出土的龍山文化陶盉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來看看張家口史前文化在地理上的重要價值。

　　古代先民不管生活在哪里，他們的居住地都不會離水源太遠，但有意思的是，他們也不輕易選擇居住在如黃河等大河的主干流附近，而是更愿意生活在大河的支流附近，因為支流水源近，水量適宜，不容易鬧水患。汾河、洋河、桑干河流域的先民就是如此。

　　人類遷徙的腳步從未停止。新石器早期的尚義四臺文化晚期已經有來自南西伯利亞地區(qū)的“遠客到訪”，從新石器中期開始，行進在太行山、燕山南麓上的先民也從未間斷。這當中就有兩支來自中原地區(qū)的先民隊伍沿太行山東西兩麓分別北上，最后他們停留在燕山南麓和燕山東麓建立了家園，自然也就把他們制作的陶器技術帶到當地，并與其他文化碰撞交流。燕山南麓這一支所生活的范圍正是張家口一帶。

　　也許你會問，這樣說的依據是什么？我們還是讓文物自己來“說話”。

　　后岡一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考古學文化上一個重要類型。1981年，考古人員在蔚縣四十里坡遺址中出土了帶有明顯后岡一期文化特征的圜底彩陶雙耳罐，說明這種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及附近地區(qū)的文化類型在距今6500-6000年左右時來到過張家口一帶。

　　同樣作為仰韶文化晚期的一種重要類型，以豫、陜、晉三省為中心的廟底溝文化在距今6000年左右時也來到了張家口。它的文化遺存如小口尖底瓶、鼓腹彩陶盆等正是出土于蔚縣三關和琵琶嘴遺址。

　　還記得赤城七里河遺址出土的彩陶盆及彩陶殘片嗎？那也是距今6000年至5000年左右，屬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個文化遺存，但區(qū)別在于，這又是生活在冀北燕山地帶，一群既不同于后岡一期人，也不同于廟底溝人的另一個獨立的人類群體，它代表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

　　距今約4500年左右龍山文化晚期，山西晉中地區(qū)以鬲為代表的杏花文化在張家口取代了這里原有的古文化。調查證實，杏花文化遺址在張家口不僅分布面積廣，而且文化堆積比其它文化厚，說明杏花人在這里生活時間長，人群分布廣，是這一時期張家口古文化的主角。

　　1989年，在對宣化關子口遺址進行復查時，市考古隊在一個灰坑里發(fā)現了的陶斝。斝高27.6厘米，口徑19.2厘米，有三個大袋足，器表裝飾有繩紋，已經堪稱“精美”。宣化斝和蔚縣鬲年代相同，都屬杏花文化晚期，所以從年代分析上還不能揭開兩者是否存在承襲演進的假說，但正是這一對孿生兄弟，發(fā)展到后來卻成為中華“鼎鬲文化”的中堅力量。

　　至此，讓我們回望整個新石器時代的張家口，暫且以南北的重要水系“劃分”，重新梳理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人群”。

宣化關子口遺址出土的陶斝

　　先來看看北部洋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類型——距今8000年左右的康保興隆遺址、尚義四臺遺址的文化類型已經初步探明；距今6500到6000年左右，后岡一期文化抵達，七里河遺址的文化類型已經形成；距今4000年左右龍山文化晚期的杏花文化不僅抵達而且得到新的發(fā)展。

　　再來看看南部桑干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類型——距今6000年到4000年左右，除了后岡一期文化抵達，還有廟底溝文化、杏花文化也在這里落地生根。

　　不同的文化類型相繼甚至幾乎同時期出現在張家口，這說明了什么？

　　首先我們從地理位置上分析，張家口地處燕山南麓，西接山西、北鄰內蒙古、向南為華北平原腹地、東南毗連北京，是連接京津、溝通晉蒙的交通樞紐。這個如“三岔口”形狀的地理位置注定張家口在北方地區(qū)先秦以前的古文化發(fā)展中，既受到了來自東南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影響，又受到了來自西南部河南后崗類型仰韶文化的影響，在新石器晚期，還受到了來自晉中以鬲為代表的杏花文化的影響，是新石器時代中原和北方多元文化相互連接、傳播的紐帶和橋梁。

　　蘇秉琦先生曾傳神地將中華大地上的文明狀態(tài)形容為“滿天星斗”，他認為多元的文化通過“裂變”“碰撞”“融合”等多種形式，匯聚成后來的中華文明。

　　而張家口，不同方向、不同文化在這里“碰撞”。地理上，張家口河流橫貫東西，縱接南北；文化上，張家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他為我們解讀蘇秉琦先生“滿天星斗”說帶來新的理念與方式，也為我們從中華文明形成的角度更深刻的理解張家口的紐帶價值。

　　回看整個張家口新石器時代的時空、文化分布，我們會發(fā)現，洋河與桑干河兩個“文化圈”有同有異，它們之間是否有交融？張家口除了外來文化是否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作為史前文化的終結篇，記者將繼續(xù)為您解讀“滿天星斗”說的“張家口樣本”。

　　精彩下期，敬請關注。（記者 王宸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