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紅，承載了多少紅火日子的好兆頭

　　編者按：中國紅的概念深入人心。尤當新春佳節(jié)之際，家家戶戶置辦新衣鮮花、食品包裝、擺件春聯等年節(jié)用品時，紅色是首選、必選，取新年萬事大吉、紅紅火火的好兆頭，這是中國自古有之的文化傳統(tǒng)。

　　清描金漆嵌玉石花蝶紋盒（故宮博物院藏）

　　在中國古代，色彩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五行學說與中華五色的屬性對應影響著社會環(huán)境，從統(tǒng)治階級到平民百姓，從建筑設計到服飾器皿，無一不受其規(guī)制。而且，歷朝歷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色”，并非一成不變。我們今天所認定的中國代表色——紅色，為古代統(tǒng)治階級所喜愛的時期自明朝始，于清朝盛。在朝見天子、賀壽誕辰、新春佳節(jié)等重要時刻，女子多佩戴紅色首飾，屋內也偏愛陳設紅色器物，方顯吉祥福氣。

　　本期，我們就沿著紅色陶瓷的誕生之路，去尋覓器物里那一抹紅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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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嘉慶紅色緞平金鎖繡福祿壽字荷包（故宮博物院藏）

　　究竟是從何時起，紅色，成為中國的代表色？它究竟是如何被賦予在各種器物上的？陶瓷、漆器上的紅，是怎么來的？

　　　　紅瓷器——

　　　　對至純至正紅釉的探索

　　瓷器自陶器發(fā)展而來，原始瓷器出現的時間甚早，但燒制粗糙。待唐朝國力興盛，方有浙江越窯與河北邢窯兩大制瓷系統(tǒng)，素有“南青北白”之稱。唐朝之后，瓷器的制造逐漸為統(tǒng)治者所看重，官窯與民窯相繼出現。制瓷工藝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朝代的生產力水平，瓷器上繪制的圖案文字也反映出當時的藝術創(chuàng)作風格，可謂是文化與技術相結合的體現。

　　宋代五大名窯——柴、汝、官、哥、鈞、定。其中，柴窯屬于五代十國時期，暫且不提；汝窯、官窯、哥窯、定窯多產青瓷與白瓷，與其時的人文藝術風格十分相符，多以素雅清淡為主。位于河南禹州市的鈞窯雖也產青瓷，卻有一例以“鈞紅”色彩，其液態(tài)釉質在高溫焙燒時會向下流淌，但并不脫色，因釉料配置不夠精細，混雜了其他的金屬氧化物，造就了鈞紅紅中泛紫的色調，對于不追求純正單色的人來說，反倒別有一番生動韻味。

　　元楊茂款人物雕漆八角盒（故宮博物院藏）

　　鈞窯是對燒制紅色瓷器的小步嘗試，景德鎮(zhèn)窯在元代則邁出了一大步的探索。元代制瓷以景德鎮(zhèn)為盛，基本以青白兩色為窯口的生產迭代方向，卻也不乏對紅釉的小規(guī)模嘗試——或許源于一時的靈感迸發(fā)，或許源于歷代工匠的數次失敗，紅釉瓷的漫漫創(chuàng)造之路，便由此開啟?，F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元代紅釉暗刻云龍紋執(zhí)壺出自景德鎮(zhèn)窯，梨形壺身，直口圓腹，應為景德鎮(zhèn)新創(chuàng)的造型。通體施滿紅釉，腹部暗刻有細頸長嘴的五爪云龍紋，最難得的是釉面勻凈而釉色鮮艷。別看這小小一把執(zhí)壺，已是流傳至今的元代紅釉器中的珍品。

　　通體紅釉的瓷器在元代并不多見，倒是釉里紅的技藝成為元代始創(chuàng)的獨特創(chuàng)作。早期釉里紅的工藝是在胚胎上施一層稀薄青白釉為底釉，再用彩料繪畫，最后以一層青白釉作為罩面釉，入窯燒制。由于彩料介于底釉與罩面釉之間，銅紅液在高溫下又易揮發(fā)，故出窯后的瓷器釉面常有一種墨落生宣的暈染效果。

　　在紅色成為明朝官方所認可并大范圍使用的色彩之后，它用于端莊肅穆的宮廷院墻，用于精致典雅的后妃首飾，用于辭舊迎新的年節(jié)裝飾，各個瓷窯也在不斷探索，試圖燒制出一種至純至正的紅色瓷器來。其實，此前之所以一直未有純正的紅瓷，除了紅色在生活中未被統(tǒng)治者所崇尚的緣故之外，更為關鍵的是工藝技術的阻礙。傳統(tǒng)紅釉以銅為發(fā)色劑，但是銅在高溫環(huán)境下的穩(wěn)定程度極低，且其顯色受到還原氣氛等諸多因素影響，燒制非常困難。細數之下，唐代長沙窯的銅紅釉釉色帶黃，宋代鈞瓷紅中帶紫，金代燒造紅綠彩瓷，元代景德鎮(zhèn)窯多制釉里紅。而通體色澤油潤光亮，如紅寶石的高溫紅釉，則被譽為“千窯一寶”。而這千窯一寶，曾在明朝宣德年間紅極一時。

　　明代宣德年間制鮮紅釉即因多被用作祭器，又被后人稱為祭紅。鮮紅釉的成功燒制無疑是紅釉探索中的重大突破，比起鈞紅，鮮紅釉色澤柔和穩(wěn)定，不再有流釉之感；比起釉里紅的色彩交雜，其通體一色，鮮紅艷麗，正是歷朝工匠所追求的至純至正之色。盡管如此，成功地燒制并不意味著工藝的完善成熟，鮮紅釉依舊對燒成條件極為苛刻，成品率極低。并且，為配制這種可以相對降低受環(huán)境影響程度的色彩，古人不惜成本，以珊瑚、瑪瑙、玉石、赤金等珍貴珠寶入料，因此鮮紅釉身價更為名貴。

　　明朝嘉靖年間江西集中燒造高溫紅釉的探索之路因經濟無力、政治動蕩、材料稀缺等原因中斷了二百余年，直至清代康熙時期方才復興。如果說明朝燒造紅釉是因為君主喜紅，以此為祭器命地方燒制的話，清代統(tǒng)治者在此基礎上則更增添了一重顯示國力的意圖。康熙親政后，開創(chuàng)大清盛世，國力繁榮，決意復燒紅釉瓷器。御窯廠研究釉料配方與燒制方法，燒制出的高溫銅紅釉瓷器雖釉色與宣德鮮紅釉不同，色濃如牛血，有些積釉處呈暗紅色，別有一番濃淡趣味。強光下釉面反射出玻璃般的光澤感，瑩澈濃艷，如一層寶石均勻附著于白胎之上，叫賞心悅目。

　　清洋瓷紅地梅花紋茶壺（故宮博物院藏）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郎窯紅釉器屢屢出現于拍賣場上，與之相比肩的還有康熙晚期景德鎮(zhèn)窯新創(chuàng)的豇豆紅釉品種。自成功燒造至純至正的郎窯紅瓷器之后，豇豆紅又于單色紅中人為地衍變出其他色彩，有時因紅釉氧化產生綠色窯變，倒使得紅中微微透綠，故得美人霽、桃花片等美名。

　　民國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寫道：“美人霽佳處在于，淡紅中顯鮮紅色與茶褐色之點，背光則顯綠色”。清朝朱琰在《陶說》中提及了豇豆紅的燒制方法，其法名為吹紅：“截一長七寸、口徑一寸竹筒，一頭蒙上細砂，沾著釉水吹到坯上”。這種看似是燒制缺陷、實則為有意設特殊色彩計的，自19世紀起深受日本及西方藏家青睞。豇豆紅在西方被翻譯“P e a c h b l o o m（桃花釉）”，其綠柔軟如桃葉，其紅溫婉若桃花，頗為形象地道出了豇豆紅的特點。

　　紅釉的燒造從紅色不均不純的鈞窯，到純正的郎窯紅，又到有意為之的不規(guī)則豇豆紅，歷經數朝工匠的努力嘗試。流傳至今的紅釉件件精美，釉色下涌動著熱烈的生命力。它或許不似青花瓷一般是世界眼中的中國符號，但百余年來各色紅釉經久不衰，歷久彌新。這一抹紅，始終是歷代君主揮之不去的心頭好。

　　　　紅漆器——

　　　　漆器中的一騎絕塵

　　瓷器發(fā)展成為國民用具之前，漆器在百姓生活和宮廷軍隊中的使用率很高，隨著耐用且便宜的陶瓷問世，漆器方才因其制作周期長、易損耗的不足之處而被邊緣化，逐漸成為貴族階層使用的器物。其中，雕漆技藝是漆器制作中的重要手法，其實顏色遠不止紅色一種，還包括了剔黃、剔綠、剔黑、剔犀、剔彩等，現在我們能見到的傳世品以剔紅最多。

　　古代漆器早期多見于漢墓出土，以黑紅兩色為主，五代時漆器制作中心南移至江浙地區(qū)，宋元時期民間作坊興盛，更是在明代輩出名家，如張成、楊茂等人。到了清朝，漆器深受乾隆皇帝喜愛，剔紅漆器更是一騎絕塵，盡顯風光。此時的剔紅漆器造型多變，不再拘泥于桌器盛皿，雕刻技法也更加細膩纖細，整體審美風格趨于繁瑣華麗。

　　朱紅的漆器因色彩艷麗而備受官家百姓所喜。有趣之處在于，或許是因漆器工藝難得，受眾面多為貴族階層，且統(tǒng)治者未將剔紅漆器與節(jié)慶禮制相捆綁，所以元明兩代的漆器制作甚少著意逢迎祥瑞祈盼之意。加之民間匠人頗受文人思想熏陶，其時剔紅漆器多見山水人物畫?！睹魈趯嶄洝肪矶闹杏涊d了永樂元年頒賜日時給眾王妃的禮物列表，其中有雕漆盒、盤、果碟等。裝飾紋飾以人物故事為主，輔以諸多花草紋飾。花卉圖案也是明代漆器的重點裝飾，通常中心刻大朵花卉，四周枝繁葉茂，或以小朵花蕾纏繞，呈眾星捧月之感。

　　乾隆皇帝偏愛漆器，常由清朝造辦處繪制紋樣，交給蘇州織造制作，一件紅雕漆五蝠捧壽鼻煙壺便是如此。此時工匠雕刻花紋水平高超，比之前朝更為精細纖巧，刀法迅捷銳利，但若供內廷所需，自由創(chuàng)作的機會則相應變少。宮廷器物的紋樣多取洪福長壽、如意吉祥之意，具有鮮明統(tǒng)一的宮廷審美風格。同時，雕漆的使用范圍從文房桌案之物擴展到家具擺設，如乾隆年間的剔紅福壽紋炕幾，側沿及腿浮雕蝙蝠，兩側腿間有開光洞，開光下沿飾上翻的如意云頭紋。在此階段，吉祥紋樣與朱紅色彩相得益彰，更顯天家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