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地域文明的孕育、發(fā)展、成熟,都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一定與其周邊環(huán)境的其他人群的文化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為進一步搞清古涿鹿(桑干河流域及其周邊地區(qū),下同)文明形成演化的路徑和圖景,進而提升我市歷史文化溯源研究工作水平,筆者對張家口市轄區(qū)范圍內、特別是古涿鹿地區(qū)的新石器考古遺址進行了簡要歸納梳理,同時借此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鄧槽溝梁考古遺址現場。 于瑞軍 攝
新石器遺址數量眾多且文化遺存豐富
到目前為止,全市考古發(fā)掘新石器遺址共有29處。這里選擇15處影響較大的遺址作重點介紹。
涿鹿故城址:即今黃帝城,位于涿鹿縣礬山鎮(zhèn)西2公里,總面積360多畝。城址內發(fā)現過石斧、帶巨孔的敲擊器,龜鈕、蛙鈕銅印以及各種古代錢幣等。1957年《人民日報》曾予以報道。1987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派人到涿鹿普查,在黃帝城附近撿到石鏃兩枚和仰韶彩陶片,經鑒定是五千年左右的器物。
煤溝梁遺址:2004年在涿鹿礬山鎮(zhèn)塔寺村煤溝梁遺址出土一批新石器時期陶器、骨器和石器,經專家推斷,文化類型和紅山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近似(距今約4500——5000年)。
三關遺址:蔚縣西合營鎮(zhèn)三關村東南500米,時代為仰韶至商代,遺址面積60000平方米,地表及出土器物有泥質紅陶、彩陶、尖底瓶殘片、夾砂陶罐殘片、籃紋灰陶片、石器等。1979年進行過一次發(fā)掘,已有報告發(fā)表。
四十里坡遺址:蔚縣西合營鎮(zhèn)北1000米,時代為仰韶時期,遺址面積共950000平方米,出土器物有灰坑、彩陶片、器形有盆、缽缽、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片、紋飾有繩紋、素面。同時還出土了細石器、石杵以及動物骨骼等。遺址上還有龍山、戰(zhàn)國文化遺物。
篩子綾羅遺址:蔚縣下宮村鄉(xiāng)篩子綾羅村東,龍山文化遺址,面積為100000平方米。出土有石器、陶窯、夾砂灰陶、泥質灰陶,有籃、繩、方格紋。1979年進行過一次發(fā)掘,有發(fā)掘報告。
下馬碑遺址:位于蔚縣三關村,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其堆積形成于距今4.1萬~3.9萬年前,其保存了顏料生產遺跡、遺物,火塘周邊散落石器、骨器及動物化石碎片,可見當時的人們圍繞火塘各顯其能、各司其職,再現了4萬年前東亞人類的生活場景,是我國乃至東亞地區(qū)目前已知最早史前人類加工顏料、鑲嵌使用細小石器的遺存。該遺址對于解讀東亞及世界舊石器時代人類文化發(fā)展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2022年3月3日,國家文物局在京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fā)布會,將該遺址的突破性成果公布于世。
姜家梁遺址:陽原縣東城鎮(zhèn)西水地村東南500米。距今經5000年左右,遺址面積45000平方米。出土器物有細石器、楔形石核、泥質紅陶、彩陶片、夾砂褐、紅陶殘片。墓葬還出土了一件玉豬龍,玉質和造型與紅山文化遺存中發(fā)現的玉豬龍相同,通體呈乳白色,“C”形,造型古樸,制作精細。姜家梁遺址是河北省發(fā)現并發(fā)掘的規(guī)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之一,它的發(fā)現對研究冀北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和特征以及其與東北、西北地區(qū)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于家溝遺址:陽原縣虎頭梁村西南約500米的于家溝內,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至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距今約1.4萬至5000年。該遺址堆積共分兩部分,上部堆積年代為新石器時代,下部堆積年代為距今14000至8000年。出土有細石器工藝制品、裝飾品和楔形石核、細石葉、端刮器、尖狀器、雕刻器、錛狀器等石器,以及年代超過萬年的夾砂黃褐陶片。
馬站遺址:懷來縣小南辛堡鄉(xiāng)小古城村北500米,時代為龍山文化時期。出土了長方形磨制單孔刀、石斧、陶、豆、鬲、殘片等。遺址后來大部分被官廳湖淹。
珠窩園遺址 :懷來縣官廳鎮(zhèn)珠(豬)窩園村東,屬于龍山文化遺址,面積為5000平方米。石斧、繩紋、石刀、籃紋、方格紋陶片。該遺址后來大部分被官廳湖淹沒。
官莊遺址:懷來縣官莊遺址龍山文化,出土了一批有地方文化特征的明顯文化遺存。遺址中的陶器,均以籃紋和繩紋的灰陶為主,炊器以繩紋雙大袋足鬲為主,兼用甑和暈,紋飾以繩紋和籃紋為主,制法以手制為主,大都采用泥條盤筑法,慢輪修整普遍,通體輪制的極少。同時在遺址之中還有較多的細石器。官莊遺址龍山文化遺存的發(fā)現和發(fā)掘,使我們對永定河流域的龍山文化面貌有了新的認識,為研究冀西北地區(qū)的龍山時代的文化全貌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四臺遺址:尚義縣石井鄉(xiāng)四臺蒙古營村南,面積15萬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區(qū)發(fā)現的一處面積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價值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距今約9000到10400年。四臺遺址的新發(fā)現,建立起北方地區(qū)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無縫鏈接,確立了北方地區(qū)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找到了燕遼地區(qū)區(qū)域文化傳統(tǒng)的源頭,填補了燕遼考古學文化區(qū)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為舊——新石器時期過渡、旱作農業(yè)起源、文化譜系、人類群體從流動性向定居形態(tài)轉變、早期草原道路形成與發(fā)展等一系列重大課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對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課題具有重要價值,是我國北方地區(qū)萬年文化史的最新實證。
興隆遺址:位于康??h照陽河鎮(zhèn)興隆村,遺址面積約1萬平方米。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初步可分為五期。遺址南部探溝TG1E處,在G5的下部發(fā)現了距今約11500年的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遺存,發(fā)現了陶片、細石葉、石核和動物骨骼,填補了壩上地區(qū)這一階段考古發(fā)現的空白。興隆遺址的發(fā)掘將為解決中國北方地區(qū)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以及期間發(fā)生的人口遷移、農業(yè)起源等重大問題提供重要的資料。
鄧槽溝梁遺址:位于崇禮區(qū)高家營鎮(zhèn)大水溝村北,目前遺址保存面積超40萬平方米。發(fā)現距今8000年至4000年新石器時代中、晚期4個階段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其中,第4期龍山晚期石城遺址為河北省首次發(fā)現,堪稱“河北第一城”。
宣化紅山遺址:宣化紅山遺址出土人骨碳十四測年時間為距今約4900年至5000年左右。該遺址出土了玉豬龍、三聯璧、鸮、鐲、指環(huán)等玉器和石器。
古涿鹿核心區(qū)新發(fā)現了一批價值較高的遺址
古涿鹿的核心區(qū)域在今天的涿鹿縣。在我市的文物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中,我們發(fā)現,涿鹿縣從新石器至夏代遺址除了前面介紹的6個遺址,還有8處遺址,分別為:水磨阪泉遺址、龍王塘蚩尤泉遺址、龍王塘蚩尤三寨遺址、上河遺址、下沙河遺址、七堡遺址、紅彤營遺址、上沙河遺址。其中,龍王塘蚩尤三寨遺址、下沙河遺址、紅彤營遺址、下沙河遺址調查記錄中有新石器時代石器、陶片等遺物;七堡遺址為龍山文化遺址;水磨阪泉遺址、龍王塘蚩尤泉遺址依歷史傳說定為新石器時代。
今年省市聯合組建的考古調查隊通過對張家口地區(qū)桑干河流域仰韶時代晚期遺存調查,在涿鹿縣保岱鎮(zhèn)窯子頭村西發(fā)現1處遺址,面積約2.7萬平方米,Ⅰ區(qū)清理殘房址4座,Ⅱ區(qū)清理殘窯址2座。從出土的遺物看屬龍山時期遺存。
關于新石器文化遺存和古涿鹿關系的幾點看法
上面簡單梳理介紹了張家口地區(qū)新石器時期的主要考古遺址和涿鹿縣“三譜”新發(fā)現的古遺址。雖然不盡全面,但基本上也能看出影響、催生古涿鹿文明社會背景的端倪。
一是古涿鹿及周邊人類活動遺跡眾多、綿延不斷。冀西北地區(qū)、特別是涿鹿一帶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工作,盡管過去較為落后,工作做得較晚,但是從我們目前發(fā)現張家口涿鹿一帶的舊石器文化遺址看,在上古時期,特別是黃帝時期前后,這個地域史前遺址眾多、人類活動遺存豐富。特別是最近在宣化、涿鹿、陽原等地發(fā)現了一批紅山遺址,數量眾多,人類活動的密集度超過了現在。所以說,涿鹿一帶絕非過去有些人說的人煙稀少、苦寒不毛之地。而且文化遺址在時間上沒有斷代。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蔚縣下馬碑、陽原于家溝遺址,一直到新石器早期的尚義四臺、康保興隆遺址,直至五千年左右的崇禮鄧遭溝梁遺址、宣化的鄭家溝遺址、涿鹿的煤溝梁遺址,一直到之后的商周戰(zhàn)漢時期,文化遺存豐富,人類的活動從未間斷。
二是遺址地名信息進一步印證了史料記載古涿鹿的真實性。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銘記民族歷史的坐標,是蘊含傳承文明信息的重要載體,對于研究考證歷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地名的意義通常都是其字面所表達的含義,它具有社會性、民族性和傳承性。特別是地名有民間口耳相傳的特征,不受偽學者杜撰影響,具有很強的真實性。涿鹿縣黃帝城遺址、龍王塘蚩尤三寨遺址、水磨阪泉遺址在史料文獻中都有記載。蔚縣的莊窠遺址、篩子綾羅遺址,與黃帝夫人嫘祖養(yǎng)蠶織布的記載相吻合。懷來珠(豬)窩園遺址、馬站遺址的地名,反映了上古桑干河流域畜牧業(yè)發(fā)達狀況。這些地名信息都是研究軒轅黃帝可資參考的證據。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軒轅黃帝生活、工作在涿鹿一帶的真實性。而全國其他有軒轅黃帝傳說的地方,不論是史料記載、還是文化遺存,大都是零零星星,不能互相印證,難以讓人信服。
三是豐富的文化類型折射出古涿鹿政治文化中心的光芒。人類生活的歷史遺址,以及這些遺址上保存下來的文化遺物,是歷史的一種真實反映。張家口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遺存主要發(fā)現于涿鹿、蔚縣、陽原、懷來、宣化、崇禮等地。遺址器物遺存有紅山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河套文化、興隆洼文化等各個類型。這在全國其它地區(qū)是很罕見的。過去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講“張家口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爆F在看來,這個觀點保守了。如果是個三岔口或南北通道,它在地理位置上一定是交通樞紐、必經之地。但事實上,張家口涿鹿一帶并沒有這種天然優(yōu)勢。從北方內蒙古高原、東北松遼平原到華北平原、黃土高原的通道太多了,為何僅僅在古涿鹿涌現出各類文化“百花齊放”現象?答案只有一個,古涿鹿在當時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現在看來,蘇秉琦先生過去講的文化“三岔口”現象,準確地講,應該說是一種“萬邦協(xié)和、八方來朝”的局面。(本文作者系市文化廣電和旅游局二級調研員)
(于瑞軍)
1.本網(張家口新聞網)稿件下“稿件來源”項標注為“張家口新聞網”、“張家口日報”、“張家口晚報”的,根據協(xié)議,其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稿件之網絡版權均屬張家口新聞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 未經本網協(xié)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fā)表。已經本網協(xié)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 時須注明“稿件來源:張家口新聞網”,違者本網將依法追究責任。
2.本網其他轉載稿件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或版權所有者在一周內來電或來函。聯系電話:0313-2051987。